易学的当代研究

20世纪初，易学转轨之前奏（1900－1919）

20世纪开初20年，新文化运动兴起。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镇的易学，亦随之发生新旧交替，进入易学研究转轨的前奏期。清末易学名流俞樾于1906年逝世，他所著的《易贯》、《艮宦易说》、《邵易补原》、《易旁通变化论》、《周易互体徵》、《卦气值日考》等九种著作，很快就被人们置诸脑后，传统经学，曾经辉煌百代，而今己成为过眼云烟。经学家皮锡瑞在《经学通论》中对《易经》的评论，代表清代学者对易学的权威定论，很快就被疑古派推翻，而代之以崭新的易学观。唐海宗《医易通说》（1910）继承发展明代医学家张介宾的医易思想，开拓易学研究新领域，在医易会通研究中，发挥了承先启后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人们对易学认识不清，常把易学和封建迷信、卜筮算卦等同起来，甚至视为禁区，很少有人深入研究。8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易学研究逐渐兴起。1984年全国第一次周易学术讨论会的召开，促进了易学研究的发展。之后，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周易与现代自然科学》，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周易与自然科学研究》，为易学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90年8月，中国第一个易学研究会——安阳周易研究会成立，标志中国易学文化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易学研究在中国逐渐发展起来，并影响和震撼了世界。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易学已经被许多有识之士所认同，研究易学更是不乏其人，从白发苍苍的老人，到80后90后，甚至国外的一些中国文化爱好者，均对易学产生了深厚的兴趣。据2012年文化部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会发起和编撰的《中国传统文化名家大典--易学卷》收录，当代知名易学学者、爱好者就有二百二十七位，也系统地展示了当代易学研究成果，介绍了中国当代易学研究的代表人物，象邵伟华，唐明邦，廖墨香，李书有，张志春，曾仕强等老一辈学者，同时也收录了象梁惟朝，裴翁，谢金龙，毛杰，周汉辉、侯典民等一大批青年学者，是当代易学研究领域具有权威性的人物辞书，更是易学研究的时代鉴证。

易学

这一时期突出的易学家，无疑首推杭辛斋。他在狱中得名家指点，对《周易》有特殊领悟。他先后撰写了《学易笔谈》初集、二集，《读易条识》、《易楔》、《易数偶得》等七种著作，融会象数、义理，开拓新的象数易学理论，成为科学易的先驱者。他广泛引用当时中国人所理解的西方近代天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知识，论述传统易学中的卦气、纳甲、爻辰、先、后天八卦，河图、洛书等，力图贯通古今哲学、科学、乃至宗教思想。杭辛斋易学思想充分体现了易学研究转轨过程中的博杂现象，既反映了中西文化的浅层会通，亦反映古代文化的蜕变过程。

清末民初，展现清代易学余绪者尚有刘师培、马其昶、廖平等。他们的易学思想，在文化巨变中大都缺乏新意而为时代呼声所湮没。20世纪最初20年，易学同其他经学一样，面临历史批判的命运。

“五四”新文化运动，易学转轨之初步（1919－1949）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建立，中国传统文化经受了严峻挑战，在新文化运动中受到严厉批判，以科学与民主为核心的新文化，迅速普及。易学研究转轨，体现在四个方面。

人文易学脱颖而出。易学家们受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抛弃封建时代“以传解经”的经学注疏传统，开始用西方近代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周易》，令人耳目一新。当时的易学哲学大体分两支。

用近代西方哲学观点研究《周易》的，首推冯友兰及其《中国哲学史》（1930-1933），他以实证主义方法分析《周易》哲学，把易学哲学引进高等学府课堂，《周易》哲学令人刮目相看。朱谦之《周易哲学》（1923），用周易阴阳学说，论述宇宙生命的运动变化独具一格。吴康《周易大纲》（1938）、贾丰臻《易之哲学》（1941），都用《周易》原理及象数，论述宇宙运动的永恒性。揭示《周易》卦爻辞所反映的古代社会生活。他们的共同点在于坚持西方学术观点，看重《周易》蕴涵的中国古代的宇宙论。

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和方法研究《周易》，“五四”以后成为新方向，实为以科学方法研《易》的拓荒期。郭沫若《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1927）、《周易之制作时代》（写于1935年），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周易》的开山之作，在学术界颇具影响。他最先揭示《周易》卦爻辞所反映的中国奴隶社会中渔猎、牧畜、商旅、耕种、工艺等方面的社会生活。苏渊雷《周易会通》（1934）、金景芳《易通》（1941）亦相继以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分析《周易》哲学思想。宣扬民主精神与社会革新思想。由于他们的努力，《周易》理论研究同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相适应。 以史证易，开拓易学研究新视野。是《周易》研究的又一新方向。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1926）、《论周易系辞传中现象制器的故事》（1930）以考古学方法研究《周易》，论证《周易》的作者及其产生的时代，将千百年来的经学研究方法远远抛在后面；胡朴安《周易古史观》（1942）、徐世大《周易阐微》（1947），力图从《周易》卦交辞中捕捉史影，以史事证明《周易》卦爻辞的文化内涵，思路开阔，但不乏牵附之处。

易学训诂，别开生面。《周易》一书，文字大奥，向你难读。于省吾、闻一多、高亨等，力图结合甲骨文、金文、古文字学知识，对《周易》卦爻辞所涉及的名物、民俗作考释，还《周易》以本人而目。于省吾《周易新证》（1937）、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1941）、高亨《周易古经通说》《1943）、对《周易》的名称，性质；生产时代，卦爻辞所反映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古代风俗习惯，—一根据古文字、古文献作了考证、注释。他们既不重象数，亦不专谈义理，只在训诂释名、钧沉史事上下功夫，为后学者铺平前进道路。

科学易破块启蒙。乃20世纪易学的新发展。受国外莱布尼兹、玻尔等著名科学家对《周易》象数青睐的影响，中国少近代科学家，独开新风，用近代自然科学成果阐述易学思想，亦以易学象数解释近代科学的某些原理，从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科学易著作，为易学研究开辟了崭新的领域。沈仲涛《易卦与代数之定律》）（1924）、《易卦与科学》（1934），成为科学易的拓荒之作。他认为《周易》的每一卦，如同代数几何中的公式，在物理学、天文学中都有妙用。他的著作以英文发表，国内影响不大。造成较大影响的是薜学潜《易与物质波量子力学》（1937）、《超相对论》（为前书之普及本，1964年在台湾重版时改名《易经数理科学新解》）。此书将易学原理归结为易卦方阵演变定律。认为爱因斯坦相对论，狄拉克方阵算学，以及物质波、量子力学诸定律，都可同易方阵定律契合，此书一出，在易学界和科学界产生极大反响。他主张：“吾愿今之学者治《易》求诸物理，而治物理者求诸八卦。”治科学易者蔚然成风，盖由此时开端。

二十世纪中叶，易学沉寂三十年（1949－1979）1949年后，对传统思想文化实行批判继承。直到60年代初，才在学术界掀起关于《周易》的一次学术讨论。北京大学哲学系冯友兰教授。率先发表易学论文，《易传的哲学思想》（1960）、《易经的哲学思想》（1961）。接着任继愈、李镜池、李景春、高亨、繁星等纷纷响应，掀起了关于《周易》成书的年代。《周易》的性质，《周易》的哲学思想等学术讨论。1961年李景春发表了《周易哲学及其辩证法因素》，接着发表续篇（1963），高亨亦发表《周易杂论》（1962）、新版《周易古经今注》（1962）。自1963年起。易学讨论转向《周易》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个别人物借口反对将《周易》思想现代化，着意把学术讨论引向政治思想批判，传布极左思潮，使这场易学讨论迅速陷于夭折，留下极坏的思想影响。本来在易学讨论中，学者们正准备整理出版自己的学术著作，如尚秉和《周易尚氏学》1963年编成，李锐地《周易探源》，亦于1963年编定，都未来得及出版，就被压下，直到80年代才得以问世。1975年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出版，可谓这一时期的代表作。由于学术界极左思潮作祟，学者们坚持“潜龙勿用”原则，易学研究实际上形成三十年沉寂的局面。个别学者仍在辛勤耕耘，熊十力的《乾坤衍》，是在1961年问世的，但在学术界并未造成影响。这一时期值得重视的是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的出土。不过关于《帛书周易》的校释及研究成果，直到12年后才公之于世，当时并未形成研究热潮。

20世纪晚期，易学空前兴盛（1979-1999）

20世纪80年代，易学研究出乎意料地迎来了空前兴盛的局面。1984年在武汉召开第一次中国周易学术研讨会，1987年在济南举行第一次国际周易学术研讨会，海内外同时掀起了“周易热”。易学队伍不断扩大，周易学会和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迅速建立，易学著作、易学刊物纷纷出版，学术研讨会年年举办，甚至一年多次举行，易学研究不断开拓新领域。易学的繁荣主要表现在以下诸方面：

一、《周易》今译今注，百花齐放。

近十余年来，《周易》今译、今注，不断翻新。李镜池《周易通义》（1981）、徐志锐《周易大传新注》（1984）、高亨《周易古经今注》（1984年重版）是第一批注译著作，为易学研究提供了急需读物。1987年，同时有两部新注本出版：宋祚胤《周易注释与考辨》、沙少海《易卦浅释》。此后，随着“周易热”的发展，陆续有新注译本问世，黄寿棋、张善文的《周易译注》（1989）、金景芳的《周易全解》（1989）、周振甫的《周易译注》（1991）、唐明邦主编《周易评注》（1996）。这批注译本，其注释的深度和精度都大有进步，反映了《周易》研究的新水平。刘大钧、林忠军的《周易古经白话解》（1989）、高占全的《周易与风水》、《周易传文白话解》（1993），徐于宏《周易全译》（1991）、邓球柏《白话易经》（1993），陈德达、杨树帆的《周易入门》（1999），为广大易学爱好者提供了入门读本。对易学普及工作作出重要贡献。

新涌现了各种《周易》经传注译本，有的长于文字考订，有的长于训诂诠释，有的长于理论评析，创立了《周易》注释的新体例，对《周易》的思想文化内涵，作出多学科、多角度的诠释。

二、人文易空前繁荣。 《周易》的哲学思想，自“五四”以来，就深受重视。冯友兰在致第一次中国周易学术研讨会的《代祝辞》中，称周易哲学为富有辩证思维的“字宙代数学”。“周易热”中首先突出的是《周易》哲学思想。张立文《周易思想研究》（1980）、吕绍纲《周易阅微》（1991），张祥平《易与人类思维》（1992），罗炽主编的《易文化传统与民族思维方式》（1994）、张吉良《周易哲学和古代社会思想》（1996）、唐明邦《当代易学与时代精神》（1999），都着力于剖析《周易》哲学，特别看重其以象数思维为特征的民族思维方式。李廉《周易的思维与逻辑》（1994）着力探讨《周易》理论体系的逻辑问题。人们不再满足于对《周易》哲学作唯心或唯物的性质判定，而深入探讨《周易》所启示的民族思维方法及其特色，探讨其自然哲学、历史哲学和逻辑思维的固有特征。《周易》美学思想受到重视，刘纲纪《周易美学》（1992）、王振复《周易的美学智慧》（1997），刘纲纪、范明华《易学与美学》（1997），对《周易》美学思想的掘发，填补了易学中的空白。

关于《周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学者们进行了多学科、多角度、多侧面的审视和分析。刘大钧《周易概论》（1986），宋柞胤《周易新论》（1982），王振复《巫术：周易的文化智慧》（1990），郭树森、张吉良主编《大道之源——周易与中国文化》（1993），罗炽主编《中华易文化传统导论》（1995），翟廷*《周易与华夏文明》（1995），周山《周易文化论》（1994），胡道静、戚文主编《周易十日谈》（1992），从不同角度阐述《周易》的文化内涵及其对中华传统文化发展的贡献。黄玉顺《易经古歌考释》（1995），发掘了周易卦爻辞中蕴涵的古代诗歌。程振清、何成正《太极思维与现代管理》（1993），周豹荣《周易与现代经济科学》（1989），段长山主编（周易与现代管理科学）（1991），余敦康主编《易学与管理》（1997），对《周易》的经世思想、管理思想作了全面阐述，突显了《周易》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借鉴意义。

《周易》和易学研究对现代化建设的现实价值，成为新时期易学研究的中心课题。安阳、庐山、西安等地多次学术研讨会上，对此进行了深入深讨。刘大钧主编《大易集成》（1991）、《大易集要》（1994），《大易集述》（1998），段长山主编《周易与现代化》第一辑（1992）、第二辑（1993），《现代易学优秀论文集》（1994），朱伯主编《易学基础教程》（1993）唐明邦主编《周易纵横录》（1986），郑万耕、赵建功《周易与现代文化》（1999），张吉良《周易通演》（1999），王炎升《周易经世学新论》（1999），都论述了《周易》和历代易学思想，对新时期人们营建进步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有着古为今用的启迪作用，对提高民族文化思想素质有着不可低估的价值。姜国柱《周易与兵法》（1997），为易学与现代化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 尤其是北师大易学文化研究中心对于易学的传播与弘扬起到了巨大作用，令人瞩目。

易学

1973年初，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出土，1984年在《文物》上公开发表六十四卦经文，同时发表张政*《帛书六十四卦跋》和于豪亮《帛书周易》（1984），引起海内外极大关注，《帛书周易》研究，成为热潮。邓球柏《帛书周易校释》（1987）、张立文《帛书周易注释》（1992），韩仲民《帛易略说》（1997），是第一批学术研究成果。事隔10年之后，帛书周易传文开始发表，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1993）、第六辑（1995），朱伯昆主编《国际易学研究》第一辑（1995），公开发表《帛书易传释文》，共有《二三子问》、《系辞》、《易之义》、《要》、《缪和》、《昭力》六篇。从此，张岱年、饶宗颐、严灵峰、朱伯*、张政*、李学勤、余敦康、张立文、陈鼓应、廖名春、张涛等纷纷发表论文，掀起《帛书周易》研究新高潮。邵国轩《邵氏易数》（1998）对《梅花易数》的内容、结构、成书年代、卦序特点、学术渊源等问题都作了论述。1994年发现了楚竹书《周易》，经整理，2003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相关校注，参看丁四新著《楚竹简与汉帛书〈周易〉校注》等书。

20世纪80年代。1980年《考古学报》上发表《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1984年为武汉召开的中国周易学术研讨会提供论文《易辨—一近几年根据考古材料探讨（周易）问题的综述》，首次提出“数字卦”问题，主张八卦符号沿于上古占篮记录的数字符号。徐锡台、韩仲民等办发表论文阐述此观点。为八卦起源问题开拓了新的研究方向。

三、科学易巽军突起

《周易》同现代自然科学的联系，不少当代科学家作了深入探讨，力图从易学思维中找到现代科学方法的微妙启示。董光壁《易图的数学结构》（1987）、李树菁主编《周易与现代自然科学》（1990）、丘亮辉主编《周易与自然科学研究》（1993）、徐道一《周易科学观》（1992）、顾明《周易象数图说）（1994），焦蔚芳《周易宇宙代数学》（1995）、董光壁《易学与科技》（1997）、韩增禄《易学与建筑》（1997）、刘子华《八卦宇宙论与现代天文》（1989）、商桂的《易索》（1998）、邵国轩的《邵氏易数》（1998）、何世强《易学与数学》（1999），罗翊重《易经象数学概论》（1999）等著作。剖析了《周易》及其象数模式同现代数学、物理、化学、分子生物学、天文、地震等方面的关系，着重论述了《周易》的太极思维，阴阳观念。对称法则，互补原理等对于现代科学思维方法的启迪作用，显示了《周易》这一“宇宙代数学”的科学价值。与此同时，江国梁《周易原理与古代科技》（1990），邬恩溥《周易——中国古代的世界图式》（1988），黄寿棋、张善文选编《周易研究论文集》第四集（1990），刘振修《周易与中国古代数学》（1993）等著作，着重论述了《周易》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天文、历法、数学等方面的积极影响。

《周易》同中国传统医学、养生学关系尤为密切。召开过多次关于周易与中医学学术研讨会。邹学嘉、邹成永《中国医易学》（1987）、杨力《周易与中医学》（1989）、李浚川、萧汉明主编《医易会通精义》（1991）、刘杰、袁峻《中国八卦医学》（1995）、黄自元《中国医学与周易原理》（1989）、刘长林《易学与养生》（1997）等著作，对医易会通思想、易学与养生法则作了全面而透彻的论述。《周易》与中国传统风水文化的关系密不可分，多次举办关于周易与风水文化学术研讨会，邵国轩《时尚健康人居堪舆法》（1999）、《邵氏易数》（1998）、《传统风水与现代建筑》等著作，对易学思想与现代建筑风水规划做了全面的论述。

易学

科学易的巽军突起，支持者、参与者大有人在，持批评态度者亦不乏其人。董光壁《易学科学史纲》（1993）对科学易与易科学作了正确介定，论述了易学与中国科学的三次高峰，分析了易科学的困境，提出了易学的科学再造等新思路。

四、象数易复苏、易学史开卷。

80年代以前，象数易一直处于冷落局面。除尚秉和对易象有专门研究外，不少易学家表明他们的研究不及象数。义理易得到弘扬，象数易无人问津。80年代以后，情况逐步改观，研究周易象数者，除一些科学家外，已有学者专门从事。钱世明《易象通说》（1989）、林忠军《象数易学发展史》第一集（1994）、第二集（1996）、刘大钧主编《象数易学研究》第一集（1996）等，对象数易的历史与现状作了探讨，象数易同科学易的关系作了分析与展望。易图亦随之受到特别重视。欧阳红《易图新辨》（1996）、李申《易学与易图》（1997）对易国作了深入研究，正确评述易图在易学发展中的作用和价值。

在人文易、科学易、象数易大为兴盛的学术氛围里，易学史开始受到重视，并取得可喜成就。朱伯*《易学哲学史》一至四卷（1986－1989），对易学哲学发展作了全面系统的剖析，为易学史研究开辟道路，作出典范。廖名春等编著的《周易研究史》（1991），郑万耕《易学源流》（1997），亦对易学发展历程作了简明论述。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1991）、王兴业《三坟易探微》（1998），对易学前史的评析，予人以深刻启迪。

易学史上著名人物的研究，亦已初步开展。萧汉明《船山易学研究》（1987）、梁绍辉《周敦颐评传》（1994）、卢央《京房评传》（1998）、邵国轩《邵雍评传》（1998）、《邵雍全书注释》（1999），是对古代著名易学家进行个案研究的第一批成果，为今后易学名家个案研究，开辟了广阔领域，积累了初步经验。

五、《周易》辞书蔚为大观。

中国易学史上，80年代以前，没有一部《周易》辞典。随着“周易热”的高涨，《周易》爱好者日益增多，人们普遍要求编撰可靠的《周易》辞典，以应初学及研究之急需。多种《周易》辞书应运而生。几部辞典几乎同时问世。萧元主编《周易大辞典》、吕绍纲主编《周易辞典》、张其成主编《易学大辞典》、张善文编《周易辞典》，均于1992年出版。任华主编、卢叔度审定《周易大辞典》（1993）、朱伯主编《易学知识通览》（1993）、张其成主编《易经应用大百科》（1994），为易学爱好者和研究者提供了易学知识，填补了辞书和易学史上的一大空白。新世纪初河北承德袁东峰老师对易学更是大力探索，用数学、哲学、国学等综合自行研究，著述了《袁东峰讲国学易学》等书籍，其中大部分将传统文化和易学相互地结合了起来。

张汝舟的人物著述

忧国忧民“斗战佛” 张汝舟少时聪颖闻名乡里，创办新学的乡贤梁伯龄任净心寺小学(后张汝舟上书县教育局，改名为柏龄小学)校长，亲自上门请张汝舟入学，梁伯龄对张汝舟的母亲说：“一应学杂食宿费用，全由我负担。日后我的儿子有饭吃，你的儿子就有饭吃；我的儿子有书读，你的儿子就有书读。”张汝舟小学刚毕业，梁伯龄突然病逝。

张汝舟的母亲闻讯，捶胸顿足痛哭说：“我家半边天塌了。”后因师范不收学费且还管伙食，张汝舟曾考过师范。考试当天，别人骑马坐轿，身着锦衣，张汝舟则穿着补丁连补丁的旧衣，步行几十里路赶到考场。成绩张榜，他名列第一。老师惋惜地对他说：“伢子，虽然你考了第一，但学校只收富家子弟，不会录取你。”回家后，父子相拥大哭，感动了族人，把全村仅有的六亩公田让张汝舟家种。

凭此，张汝舟考入当时不收学费但也不包伙食的全椒中学，自己背米带菜到学校附近的小店搭伙。中学毕业后再无力深造，教了8年私塾，在同学虞明礼资助下考入东南大学，师从黄季刚(侃)先生。之后张汝舟到合肥教书，每到冬闲时村里人到合肥做工，吃住全在他家，他专门请两个人烧饭炒菜，临走还送给每人路费。贫苦农民受恶霸欺负，张汝舟总是不遗余力替他们写状子打官司。一次当地土匪抓了一无辜农民，张汝舟入匪窝要回了那个农民。

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张汝舟忧国忧民，教育学生以国家的兴亡为己任，积极投入驱除日寇、重建家园的抗战斗争。对蒋介石政府的投降政策，他极为不满。张汝舟的老同学湖南省主席陈东原以招贤为名，高薪聘他任省政府秘书长，但他宁可过穷教员的清苦生活也不肯应聘。

1947年，张汝舟由贵州返安徽，路过贵定，见很多筑路工人正在修筑黔桂铁路，即赋诗一首：筑路千夫尽日劳，路成便利属吾曹。吾曹醉饱千夫饿，谁为千夫拔一毛！道出了几千年劳动人民的血泪史，可见他深重的忧国忧民之心。

抗战胜利，国民党当局发动内战，致使政治上更加腐败、黑暗，经济上濒于崩溃，弄得民不聊生。当时的贵州大学校长张廷修置师生员工饥饿于不顾，挪用大批公款去广州搞囤积居奇的商业活动。张汝舟闻讯后，于1949年初串联大批教授上书抗议，强烈要求退出贪污款，解决大家的吃饭问题，把学校当局弄得声誉扫地，狼狈不堪。

张汝舟诚心佛事，一味强调学生认真读书，又本着慈悲救世的原则，为营救进步学生四处奔走。不畏恶势力，被同事们戏称为“斗战佛”。他常说：“以出世心，行入世事。”

进入1949年，全国性的学生反饥饿运动波及贵大。外文系安徽学生史健当选学生会主席，他组织和指挥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和罢课斗争，给反动派以沉重打击。史健成了反动派的主要迫害对象，大批特务来贵大搜捕史健。危急关头，张汝舟夫妇将史健藏在自家厨房的天花板夹层中，暗暗将史健转移出去。对被捕学生，他凭着自己的社会声誉四处呼吁营救，并以全家性命担保被捕学生，反动当局迫于压力，不得不将学生释放。

1955年8月肃反运动中，张汝舟遭隔离审查，无辜被陷囹圄10个月之久，后因查无实据，始得昭雪。恢复自由后，他不怨天尤人，挥笔写下了《途中雨霁》一诗：急雨风回忽放晴，软泥更觉草鞋轻。行人包裹忙收拾，要趁斜阳赶一程。有感于党实事求是政策的英明伟大，他要以加倍的努力来弥补失去的宝贵时间。1978年，在《八十初度》一诗中，他豪迈地写道：“漫嗟八十老天成，伏枥犹能三五声。……差喜州年逢盛世，红光照我认前程。”他忘记了年事已高，还要奋发进取，拼命工作。

春风满园桃李花 张汝舟毕生从教，兢兢业业，勤勤恳恳。进入中央大学之前，就在江苏省江浦县乡村课蒙。1930年中大毕业后，一直在中学、大学任教，1982年初逝世于安徽滁州师专。60年中，桃李满天下。

上世纪50年代，张汝舟在贵阳师范学院(现贵州师范大学)中文系执教现代汉语，他的学生张国光回忆说，汝舟先生是当时几位老师中最不起眼的，“黑瘦矮小，布帽，深度近视眼镜”，衣裳暗淡而沉重，显得颇为清寒。但他却很快征服了学生。他不惧权威，从不人云亦云，充满了创新求真的精神。他的中山装右上小荷包总装着一个小本子，遇到不论是提问或回答有点道道的学生，立马取出本子，然后从深度近视眼镜片上边瞥出一道眼光，盯住学生，记下名字，并用红笔圈上，这就是他的“红三角”。红三角是张汝舟许诺要用力培养的，于是那些非红三角的，“逼得”钻图书馆、资料室、登门问学求教，力争成为红三角。

他上课是不看讲稿的，有时似乎连讲稿也未带。滔滔不绝，诸子百家、先秦典籍、诗词歌赋，烂熟于心。

张汝舟因材施教，对优异生、上等生让其吃饭吃足，外加议题，补读各家论著及语法资料，扩大知识领域，拓展科学视野，以期有特殊造诣。对中等生循循善诱，引导深钻教材，激发学习兴趣，培养独立思考能力，以便将来自行专门研究。对下等生，去其厌学，逐日进步，以利毕业后胜任中学语文教学。

他教书育人，充分考虑到青年学生的理解力和接受能力，总是做到于繁芜中见精要，于纷乱中显明晰。讲授语法，明白晓畅，尤其碰到一些老大难问题，并不作繁琐的引证，而是深入浅出，用“王冕死了父亲”、“妈妈是小脚”、“台上坐着主席团”这样的口语切入，既实用又通俗易懂，并引发学生研究语法的兴趣。声韵学上的古音通假，有人写过几十万字的专书，而他在课堂上归纳为“同音通假”和“同声符通假”两类，便可贯通解说。他讲《诗经》时，《小雅·鹿鸣》有“君子是则是效”之句，郑玄笺朱熹注及众多释家皆解为“君子法效”，他认为“则”、“效”为同义词，是仿效的意思，此句为宾语前置，犹“唯利是图”句式，当译为“仿效君子”。真是言简意赅。谈“六书”中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时，他说：“象形、指事是独体，有形可象是象形，无形可象是指事；会意、形声是合体，有意可会是会意，无意可会是形声。”提纲挈领，直入精要。

张汝舟言传身教，对学生做人的要求也十分严格。他常说：有好的品德，才能做好的学问。抗战初期，他带领安徽合肥庐州中学的学生流亡大西南，由安徽步行翻过大别山，经湖北、湖南，穿过洞庭湖，到达湘西永绥县。一路上，赤脚穿草鞋，风餐露宿，异常艰苦。每到一处百姓家，不准学生住内室，不准下门板，只能睡地下，临走时要把室内外打扫干净，绝对不扰民，学生们心悦诚服，恪守不违。他常用其师之言行警示学生，希望学生“以敦品励行为务”，“以修身为根本，博学为枝叶”。学生们也自觉以先生为楷模，学习他的为人，学习他对待学问严肃认真的态度。

精诚学问映山河 张汝舟在中央大学读书时便有“博及群书”之誉。在古代哲学、古代星历学、古代文学、汉语及佛学等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尤精声韵、训诂之学，对古代天文历法，更能独辟蹊径，拨迷雾见青天。他信奉桐城学人姚姬传的名言：“义理、辞章、考据三者不可偏废。必义理以为质，然后辞章有所恃，考据有所归。”他身体力行，以终其一生。植根于哲理，他的思想就显得深邃；依托于辞章，他的文字就体现恢弘；归属于考证，他的研究就必然充实。因而，当他对任何一门学问进行深入研究的时候，都能做到体系完备，自成一家。

古代天文历法是张汝舟的平生绝技。1957年后，他利用不上课的闲暇，潜心研究古代天文历术，从而建立了完备而独具特色的古天文历法体系，自成流派，独树一帜。他对我国古代天文历法科学作出了很大贡献，国内许多著名学者给予了很多的赞誉。山东大学殷孟伦曾称赞他“刻苦治学，著述精湛；淡泊自守，忘其毁誉。天算历数，尤为绝唱，以光大章、黄之学之传，不愧一代名家。”

众所周知，我国古代天文历法是祖国灿烂文化宝库中一颗光灿夺目的明珠，但自古以来都被认为研究困难，不免望而却步。欲深究者，多不得法，徒费时日，致事倍功半。加之“四象说”、“三正论”、“岁星纪年”、“三统历”、“积年术”、“占卜术”等传统观念的影响，千百年来整个古代天文历法被烟雾迷住，长久不见天日，失去了应有的光辉。张汝舟依据古今中外天文科学所提供的可靠数据，考证地下发掘出土的文物，研究古代的典籍记载。通过精心研究，力排谬说，细密推求，认定司马迁《历书·历术甲子篇》是我国第一部历法宝典，第一部完整的四分历法——殷历。他揭示出《历术甲子》作为四分历之“法”的内部规律。他依据祖冲之对四分术“三百年辄差一日”的论断，确认四分历每年有3.06分的浮差，并以此推算出密近的实际天象。依据他的研究，读懂《史记·历数甲子》，利用两张表就能很便捷地推演上下五千年任何一年的朔闰中气，不过加减乘法而已，解决了很多历史上长期不得解决的具体年代问题。如此，《历术甲子篇》这部被乌云迷雾遮没了千余年的光辉历法宝典重见了天日，一部奇异天书终于成了人人可读的文献。

张汝舟高度评价《汉书·律历志·次度》，认为它是四分法的天象依据，与《历术甲子》构成了我国古代天文历法的双璧，使我国古代天文历法的真相大白于天下。他用充分的材料断定，殷历行用于周考王十四年(前427年)。他不仅对战国相传的“三正论”以及“岁星纪年”加以剖析，还对“三统历”和二十八宿配四象据理批判，指出它们在古代天文历法研究中的有害影响。他肯定古来月相定点说，认为王国维“月相四分”是想当然的误解。《西周考年》更是应用天文历术于年代学的专论，它体现张汝舟整个古天文历法的核心观点。他著文论定，武王克商的确切年代是公元前1106年，并指出日本天文学史专家新城新藏论定武王克商之年为前1066年的错误所在。可以说，《历术甲子篇浅释》是他的天文历法观点的入门书，“西周考年”是他研究历术的最高成就。

张汝舟早在解放前就十分注意研究汉语语法。为了教学之需要，曾写了专著《国文文法》、《简明语法》、《汉语语法发展简史纲要》等，这部分文字已由贵州大学张汝舟遗著整理小组辑为《二毋室汉语语法丛论》，由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3月出版，这些论著是从古代章句训诂入手整理归纳出来的一套汉语语法体系，简明而实用。张汝舟主张汉语语法要力求简明、适用，通过长期探索，在汉语语法研究方面建立了自己卓有特色的简明语法体系。

张汝舟对汉语声韵学也倾心着力。大学期间就致力于对黄季刚先生古声19纽和古韵28部的研究，弘扬了黄氏之学。有关声韵方面的学术论文主要是《切韵考外篇刊误》、《段氏十七部批注》、《声韵学教案》、《诗经韵读举例》等。用的是传统语言学研究方法，继承发扬了章黄学派的声韵学成就。其中前两种合成《二毋室声韵学二种》。他将季刚先生的28部与清代乾嘉学派各家的研究成果进行比较，然后得出结论。他认为黄氏28部是兼采了戴震、段玉裁、王念孙、孔广森诸大家之长而成，季刚先生乃古音学的集大成者。

此外，在古诗古文、训诂考证方面，张汝舟还写有论文《国字概论》、《老庄补义》、《然疑待征录》、《齐鲁学考》、《南宋九经考》、《九歌新论》、《谈杜诗书》等等，这部分文字涉及面广，足以展示一代学人的全面风采。

张汝舟一生著述甚多，在天文历法方面，主要文章有《历术甲子篇浅释》、《古代天文历法表解》、《西周考年》、《夏小正校释》等，已整理为《二毋室古代天文历法论丛》，由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2月出版，在国内自成流派。

在汉语语法方面，主要著述有《国文文法》、《简明语法》、《汉语语法发展史纲要》、《语法管见》。

在声韵学方面，主要文章有《切韵考外篇刊误》、《段氏十七部批注》、《声韵学教案》、《诗经韵读举例》等，其学术思想体系完备，自成一家言，且以简驭繁、简明实用，影响了一大批学人，得到学术界公认。

此外，在古诗古文、训诂考证方面，张汝舟还写有论文《国字概论》、《老庄补义》、《然疑待征录》、《齐鲁学考》、《南宋九经考》、《九歌新论》、《谈杜诗书》等等，这部份文字涉及面广，足以展示一代学人的全面风采。

张汝舟以天文科学数据、地下出土文物和典籍记载为依据，多年研究，精心推求，终于考证出《史记·历书·历术甲子篇》是我国第一部历法宝典（四分历），《汉书·律历志·次度》为制定这部历法的天象依据；并按照这一理论，顺利解决了文史典籍中一系列有关古代天文历法的问题，从而使中国古代天文历法重放异彩。

在整个古天文研究领域，张汝舟的观点独树一帜，于繁芜中见精要，于纷乱中显明晰，力排众论，自成一家言。近年来，经张汝舟的友辈和门人宣讲阐释，其科学性、实用性已逐渐为文史界所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