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最鼎盛的五个时期分别是？

一、武丁盛世

武丁盛世又称武丁中兴，盘庚侄子武丁执政时，殷商国势达到鼎盛。武丁在位共五十余年，他日夕思复兴殷，苦于未得忠良之佐，后来傅说等辅佐下，国势强盛，政治清明，百姓富庶。商王武丁惟才是举，衣食朴素，推进了商朝最鼎盛的时期。

武丁在位59年开创的盛世，一般认为维持到他的儿子祖甲时。期间，哥哥祖庚当王，享了10年左右的清福，弟弟祖甲继之，又干了33年，国家持续强盛，民众安居乐业，对外的征伐不大，西戎的一次也是大胜而归。

粗算一下，武丁至祖甲，大约百年，应该是商代最黄金岁月，文治武功都达至巅峰，完全可以称得上华夏有史记载的第一个大盛世。

二、汉武盛世

汉武盛世时期，文学、史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等方面，在这一时期都有相当程度的发展。汉武帝身为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他的时代所产生的政治思想与规划，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汉武帝时代，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空前的巩固，汉文化的主流形态基本形成，开启了中国文明富强的序幕。汉武帝时代的政治体制、经济形式和文化格局，对后世留下相当重要的历史影响。

三、开元盛世

开元盛世或称开元之治，是指唐朝在唐玄宗治理下出现的盛世。

唐玄宗登基以后治国之道以道家清静无为思想为宗提倡文教。在政治上任用贤能，改革官职，整顿吏治，励精图治，使得唐中期的朝政趋于稳定。为以后经济的发展和恢复奠定了基础。

由于唐玄宗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措施，加上广大人民的辛勤劳动，使得大唐天下大治，经济迅速发展。此间的唐朝在各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国力空前强盛，社会经济空前繁荣，人口也大幅度增长，天宝年间唐朝人口达到8000万人，国家财政收入稳定。

商业十分发达，国内交通四通八达，城市更为繁华，对外贸易不断增长，波斯、大食商人纷至沓来，长安、洛阳、广州等大都市商贾云集，各种肤色、不同语言的商人身穿不同的服装来来往往，十分热闹。唐朝进入全盛时期，中国封建社会达到顶峰阶段。因当时年号为“开元”，史称“开元盛世”。

四、永宣盛世

永宣盛世指明朝前期的永乐盛世和仁宣之治。为中国历史五大盛世之一。

明太祖朱元璋削平群雄，驱逐元朝残余势力出长城以北，一统天下。经永乐、洪熙、宣德三代，近半个世纪的励精图治，开创了三十三年（1403—1435年）的繁盛局面“永宣盛世”。明王朝的统治进入鼎盛时期。

1402年朱棣改元永乐并于1421年迁都北京。明成祖时曾五次北进蒙古，南征安南，令郑和下西洋宣扬国威致万邦来朝，此举显现了明朝蓬勃前进的不已之势。朝廷组织编纂了大型丛书《永乐大典》，空前规模地、系统地、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作了一次大的整理、大的总结。

明永乐年间北京、南京、苏州、杨州、广州、佛山以及一批沿海、沿江城市的商业、手工业先后相继发达、兴旺、私繁荣。史称永乐盛世。

五、康乾盛世

康乾盛世又称康雍乾盛世、康雍乾之治、康乾之治，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盛世，同时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

该时期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持续时间长达一百三十四年， 是清朝统治的最高峰，在此期间，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在原有的体系框架下达到极致，改革最多，国力最强，社会稳定，经济快速发展，人口增长迅速，疆域辽阔。台湾等地的史学界及教科书中，将此时期称为康乾之治。

扩展资料

武丁在位时期，灭躬方，亡土方，平西羌，定荆襄，扩疆数千里。故史书将武丁统治的59年间（公元前1250年—前1192年）称为“武丁中兴”。

汉武盛世，使西汉帝国以其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成就成为东方文明的骄傲。在这一时期，西汉进入鼎盛时期，也是中国封建时代的第一个鼎盛局面。在林立于世界的不同文化体系之中居于领先的地位。

唐玄宗前期重用贤臣，励精图治，社会经济继续发展，出现了封建社会前所未有的盛世景象。著名经济史学家、山东大学博士生导师刘玉峰说，“开元盛世”和唐玄宗的轻徭薄赋、均田制、公私兼营山泽之利、基本不征工商业税等改革政策分不开。可以说改革花开，加上博大的开放胸襟，终于结出了盛世之果。

永宣盛世时期，出现了军屯于田、民乐于业的欣欣向荣、安居乐业、繁荣昌盛的景象。《明史》称仁宣之治为：“官吏称职，政治清平，纲纪严明，仓库常满，百姓安居乐业，遇灾多救不为害。此治理是明朝开国六十年后遇到的盛世，民气得以渐渐舒展，整个王朝也有蒸蒸日上治平的气象了。”

清朝在康雍乾三朝时达到顶峰，被视为最繁华时期，有学者认为这段时期代表了中华文明的一个新的高峰。也有学者认为虽然康乾时期的人口和粮食产量呈快速增长态势，但与同时期的欧洲国家英国来横向比较的话，无论从存量还是从增速来看均具有较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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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六个鼎盛时期都是什么?

简述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

摘要：中国文化经历了漫长的萌芽和发展期，对它的认识应该从宏观和全局上进行把握。结合中国文化在各个阶段的特征和主要成就，把中国文化发展分为七个阶段：前文明期（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雏形期（夏商周时期）、形成期（春秋战国时期）、定型期（秦汉时期）、发展期（魏晋南北朝和唐宋时期）、成熟期（元明到鸦片战争前的清朝、转型期（从鸦片战争开始，延续到今）。

关键词：中国文化； 文化； 发展历程；

中国文化起源甚早，在发展进程中虽历经磨难，但却总是一脉相承的得以传承下来。中国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虽然时常面临周边少数民族的侵扰和威胁，不断受到来自异域文化的挑战，有些时候甚至濒临灭亡的境地，但都因为中国文化顽强的生命力而得以保存。

中国历史上虽数度出现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情况，但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竞争结果都是先进的中原文明战胜了落后的游牧文明。所以，中国历史上虽出现过如五胡乱华、元蒙、契丹、女真入主中原等文明的插曲，但都没有使中国文化陷入根本性的危机，结果往往是即使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统治中原，乃至出现极端的民族歧视和压迫，但在文化上都以“进入中国则中国之”而结束。不管主动与否，少数民族的统治者一旦入主中原，无论他们原本是多么保守和落后，都会立刻学习中原先进的文明，有时甚至因此而出现很激进的情况，如北魏孝文帝改革，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实行全面封建化和汉化的措施。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竞争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因为传统中国民族主义的宽仁，以及中国文化的博大深厚，这些冲突常能在中国文化的熏濡下得到解决”。①中国历代少数民族的改革有的是在入主中原后进行，有的是在没有大规模战争的背景下实施的，但都是因为欣羡中原发达的生产力、先进的制度文明和物质文明、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稳定的社会环境而进行的。正因为如此，少数民族向中原学习而进行的封建化和汉化构成了民族融合的一个重要课题。

至于外族文化的入侵，中国文化虽经历了巨大的挫折和落差，但也以中国文化的胜出而告终，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文化一定程度上的开放性和吸收性。中国文化史上早期出现的如佛教文明的进入，后期的西学东渐，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在碰撞冲突中，最终实现了外来文化的中国化和文化的重新整合，从而使中国文化绵绵不绝，得以长久持续。佛教的进入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件大事，它虽在特定时期为统治者所依赖，但最终还是没有取儒家而代之。佛教，乃至后来的基督教进入中国后都被迫中国化，以更好的适应中国文化的基本思想和内涵，实现广泛的传播。佛教在不断地变革中与道教和儒家文化共同构成中国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西学东渐及此后西方文明的进入是中国文化面临的一个生死转折点，中国文化依靠其良好的韧性再次实现了一次伟大的转变，后来资产阶级思想的广泛传播，西方科技文明和价值观念的进入都没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文化的地位，在它们的冲突中，都以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融合而告终。

中国文化虽然有很多弊端和劣势，但因为它在关键时刻和面临文化存亡的攸关点时，能够发挥中国文化的优势，吸取先进和优秀的文化而使中国文化虽历经沧桑却能够完整而系统的保存和传承下来。正因为中国文化在具有自保性的同时能够兼容并收，才使中国文化在数千年中绵绵不绝，构成了中国文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对于中国文化的这个特性，正如有著作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文化 “不仅具有坚韧的“内聚性”，而且对于外来的文化具有“抗异性”，它在免受外民族的心理、精神影响方面所起的作用，有力的维系着中国民族的存在。中国民族文化这种“内聚性”与“抗异性”的结合，产生了对外来文化的强大消化力”。②中国文化的这些优点，使中国文化能够在遭受挑战时对外来文化持兼容并收的态度，从而比较完整的保存下来。同时因为中国文化历经的时间跨度大，各地区和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显著差距和不平衡性，以及中国文化本身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许多转折和飞跃，由此而提出的对中国文化发展历程的认识便具有了重要意义。

对中国文化发展历程的认识是从清朝末期民国初期开始的，到今年来随着中国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重视而在大批著作中多有论述。“在中国，文化的整合通过国家集权来实现，文化的延续通过改朝换代来实现，文化的辐射通过疆域盈缩来实现，文化的涵化通过夷夏互动来实现。”③中国文化发展的特殊性使中西方学者在看待中国文化发展历程时有很多分歧和差异，而其中一个重大差别就是对中国文化发展历程的认识而涉及到的一个分期问题和各时代的主要文化特征，本文将就这两个主要方面做出论述。

中国文明可以分为原始文明、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三个时期。原始文明从远古时期到夏王朝的建立为止，农耕文明从夏朝到鸦片战争开始前的清朝为断限，工业文明从鸦片战争开始到现在还在不断进行和深化。以这三个文明的分期为入点，我认为中国文化应该分为前文明期（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雏形期（夏商周时期）、形成期（春秋战国时期）、定型期（秦汉时期）、发展期（魏晋南北朝和唐宋时期）、成熟期（元明到鸦片战争前的清朝、转型期（从鸦片战争开始，延续到今）。下面对中国文化发展历程中各个主要特征和方面进行叙述和介绍。

1.前文明期：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

中国在进入文明前经历了漫长了进化历程，这段时期奠定了中国文化独立发展的基础。

（1）中国文化的独立起源：新中国成立后发掘的一大批新、旧石器文化遗址推翻了关于中国文化的外来说，向世人证明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起源于中华大地，是土生土长的中华文化。云南元谋人，陕西蓝田人，北京周口店的北京人，安徽和县人，湖北郧县人等遗址的发现无可争辩的证明中国是人类发源的重要地区。一大批猿人的遗骸或遗物的发现说明中国早在200万年以前，我国境内已有人类生息繁衍，从而揭开了中国文化的序幕。

我国古人和新人遗址均有大量发现，古人遗址以大荔人、许家窑人、丁村人为代表，这一时期生产工具有所进步，发明了人工取火，氏族制度逐渐萌芽。新人遗址重要的有北京周口店龙骨山的山顶洞人，内蒙古萨拉乌苏河流域的河套人，山西朔州峙峪人，四川资阳的资阳人等，这一时期原始艺术开始萌芽，原始灵魂不灭观念在墓地中有所反映，原始宗教开始产生。古人遗址和新人遗址的大量发现显现出了中国文化的独立性，良好的承接性，以考古发现证明了中国文化起源于本土，是世界文化起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2）文明起源的多中心：众多考古发现证明了黄河、长江、珠江、辽河流域都是中华民族和文化的发源地。中国从旧石器向新石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若干个中心，呈多中心发展。出现文明起源的多中心原因很复杂，但“辽阔的地域为中国文化的多元性起源奠定了不可缺少的基础” ④则是无疑的，地域的广阔和地理条件的显著差异为文明起源的多源提供了可能。

（3）农耕文明的初步形成：从金石并用时代到铁器时代，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增长。农业方面从锄耕变为犁耕，从使用木犁或石犁到使用金属犁，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有显著提高，于是农业开始从畜牧业中分离出来。河姆渡遗址发现成堆的稻谷、稻壳、稻叶等，证明早在7000年前，我国就开始人工栽培水稻。这一时期形成的农业对后来我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为封建社会根深蒂固的“重农抑商”观念的形成产生了直接影响。由农业而产生的农耕文明是以中国为首的东亚文明与西方文明的重大差别。农耕从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流域开始并逐渐成为中原和南方地区人民的主要生存方式，中原的农耕文明与北方的畜牧文明的竞争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农耕文明从深层次上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从根本上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发展方向以及文化的基本特征。

（4）文明的前兆：农业和畜牧业分工后，出现了制陶、纺织、酿酒等活动，同时由于金属冶炼的出现和发展，导致了手工业的出现。手工业使人类在生产工具的制造上产生了重大进步，它推动了我国向文明时期的转变。这一时期出现的绘画、雕塑、舞蹈、记事符号、图画符号等文化艺术，为我国后来文化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同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交换范围的逐渐扩大，私有制日益发展和巩固，开始出现炎黄、东夷、苗蛮三大主要部落，三个部落联盟在错综复杂的斗争和融合中，形成最初的以华夏族为核心的国家雏形。战争打破了各部落之间的隔阂，融合了各部落创造的文化，加速了社会的发展步伐，，促进了贫富分化和阶级的出现。黄帝时代，后世国家的雏形已经开始萌芽，在走向文明社会的过程中，黄河中下游地区成为我国历史上各氏族、部落交往、角逐和融合的中心。这个中心的不断扩大，最终形成以炎黄部落联盟为核心，包括东夷、苗蛮大部分先民的共同体。

2.雏形期：夏商周时期

夏商周时期是我国的奴隶社会时期，这一时期初创的文化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基础。

（1）政治机构的初步建立：夏王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它的建立标志着我国历史正式进入文明时代，奠定了中国4000多年文明发展的基础，商周在夏朝后继续向前发展。这一时期的国家机器基本上已奠定了后世国家的框架，国家开始有了一支强大的军队，由各级官吏组成一定的统治部门，确立了贡赋制度，制定了刑法，商朝康丁以后，嫡长子继承制度逐步确立。国家机构不断复杂、完善和加强，统治地区逐渐扩大，以中原为中心的版图得到基本确立，周朝建立了完善的井田制和分封制。这一时期确立的政治制度和统治形式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2）青铜器的发展：商朝是青铜器发展的高峰时期，因其高超的制作技艺，发达的生产技术，大规模的作坊，以及留下的大批具有代表性的青铜器，商朝又被称为“青铜时代”。这一时期青铜器大规模的被用作礼器和战争，在生产上也有所应用。在殷墟和郑州商城遗址，都发现有王室所专用的青铜铸造作坊，作坊内有细致的分工，从遗址和所发现的青铜器可以窥见当时冶炼技术的纯熟和技术的先进。西周青铜器的数量远超商代，历代出土的西周青铜礼器、用具、兵器、工具、饰物数以千计，这一时期的工匠已经掌握了锻打和铸接铜与铁的技术。青铜器的发展艺术颇具特色，青铜器造型与纹饰也体现了其雕塑造型艺术达到很高的水平。青铜冶炼技术和青铜制造工艺的高度发展是生产力发展和生产技术进步的反映和表现。

（3）文字：原始社会晚期各地遗址中普遍发现记事性质的刻画符号，以及殷商已有较成熟的甲骨文字和金文来推测，夏代可能已有文字和文献记载。商代的文字有陶文，玉石文，金文和甲骨文，以晚商的甲骨文最为丰富。殷商出土的带有文字的甲骨有十多万片，连同其他器物的铭文，约有单字4000多个，是一种相当成熟的文字。西周流传下来的青铜器铭文，与商代基本相同，但西周时期出土的器物较多，铭文的篇幅也较长，所以成为金文的主要部分。这一时期的文字为后世汉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4）文化的繁荣：敬天保民思想的形成，朴素唯物主义思想萌芽，对后世哲学的发展有深远影响。周代重视贵族子弟教育，从小开始就开始教以礼、乐、射、御、书数等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礼是西周社会的重要方面，在成人、婚丧仪礼方面有很多规定，周礼对后世的中华文明有重要影响，周公制礼作乐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3.中国文化的形成期：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大变革时期，也是中国文化的形成期，诸子百家出现标志封建文化框架的形成。

（1）百家争鸣：周平王东迁后，诸侯国“挟天子而令诸侯”的争霸战争持续了几个世纪，在政治纷争不断的同时，我国文化出现了一次大繁荣。这一时期，由于激烈的社会变革，社会矛盾的错综复杂，激烈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文化的繁荣使人们对这一空前的社会变革中产生的问题各有自己的态度、愿望、主张和要求。同时，由于诸侯纷争，统治者不可能推行文化专制制度，统治者竞相招贤纳士，各个学派因此有了发展机会。各家著书立说，议论政治，既相互批判，又相互影响，百家争鸣由此出现，这一时期形成的各种学术思想成为以后中国思想文化的主要源头。这一时期的各个学派不仅是学术学派，而且是政治学派。社会上形成的众多学派，不仅各个学派的主张不同，而且在同一学派中也有不同的代表和主张。如墨家 “节用”、“兼爱”、“尚贤”、“非公”的主张，道家主观唯心论与绝对相对论相结合得思想，儒家孟子“仁政“与”“性善说”、“民贵君轻”的民主思想，儒家荀子“礼治”与“法治”结合的主张，韩非子的法家思想等都各有特色。

（2）教育的进步：春秋以来，自孔子所创私人讲学，学在官府的教育垄断局面被私人讲学成功打破。孔子整理的《春秋》、《孟子》、《中庸》《论语》、《大学》等书，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达数千年之久，“中国文化的流传和发达与孔子的整理古代文献和设立私塾是分不开的”⑤。孔子在教育思想和教学方面也做出了重大贡献。他提倡“有教无类”，推广私人讲学，为战国社会的变革奠定了人才基础。学在官府垄断局面被打断到私人讲学的兴起反映了社会和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私人讲学开始逐渐成为封建社会培养人才的主要途径和方式，它培养了大批知书达理，讲求封建伦理道德和忠孝节义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学而优则仕”后成为统治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构成了中国文化发展的主力军，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

（3）儒家思想的形成：春秋时期，孔子提出“仁者爱人”、 “克己复礼为仁”，推崇周礼，由此形成的伦理思想成为儒家思想的重要基础。战国时期，孟子、荀子结合自身认识，对儒家思想进行了完善和解说。孟子提出“民贵君轻”思想，荀子要求“礼治”和“法治”相结合。儒家思想初步形成后被统治者不断改造，成为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正统思想，它所主张的“和”，提倡的中庸思想，对东亚文化圈的各个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

（4）统一趋向的加强：由于诸侯纷争不已，各国为了在战争中获胜，纷纷进行改革，逐渐确立封建制度，民族融合得到加强，统一成为大势所趋。诸侯之间的争霸，大国吞并小国，加强了各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为我国的统一奠定了基础，为大统一文化的形成准备了政治条件。

4.定型期：秦汉

秦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它和后来的汉朝所采取的政治制度成为封建政权组织和统治机构的模范和蓝本，它们实行的文化政策对后世更是影响至深。

（1）加强中央集权，建立封建行政体系：秦朝开始确立了至高无上的皇权，在封建国家中享有神圣的地位和最高的权利，皇帝之下，设置了一整套官僚系统。制定了一部比较完善的封建法典《秦律》，将郡县制推广到全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的封建统治网，强化了封建国家机器。秦朝在全国范围内确立私有，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车轨，顺应历史潮流，建立了统一的国家。汉朝的建立宣告了秦始皇皇位传万世迷梦的破碎，也以事实回答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疑问。汉朝基本沿袭了秦朝的制度，建立了更完备的武装力量，制定了法律，实行新的赋役制度，汉族在这一时期正式形成。“秦始皇的统一中国而推广到全国，奠定了中国古代政治体制的基本模式,其后经西汉前期吴楚七国之乱的冲击，到汉武帝时期正式确定下来，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延续二千多年的主要制度文化。”⑥东汉时加强尚书台，削弱三公权利，加强监督机构，进一步完善了统治机构，确定州县郡地方行政机构，废除内地郡国都尉。此后的封建政权组织都是在秦汉时期的基础上进行建设的。

（2）文化专制：秦始皇在文化上采取了偏激措施，他焚书坑儒的政策虽然在短时期内维护了统治，巩固了统一，但这些措施对我国文化起了极大的破坏作用，造成文化上无法挽救的损失。汉武帝在主客观条件成熟后，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用改造后的儒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自从汉武帝确立独尊儒术后，以孔孟为正宗的儒学成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儒学开始成为封建统治者的首要选择，并且影响到文化的各个方面。“儒学的提倡和尊奉，才真正使其成为封建王朝实用的政治学说，才使儒家思想所派生的伦理规范深入人心，以至成为中国文化的主体精神。”⑦　

（3）佛教和道教的兴起：道教形成东汉时期，随着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在秦汉时期出现以天帝为首，四方诸神拱护的神权等级系列，经方士对诸神的筛选与改造，逐渐推出皇帝与老子作为道教的教主。道教虽然在封建统治中未曾在封建社会占过统治地位，但它对统治者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众多统治者纷纷执迷于长生不老药的获取。东汉时期道教开始有了比较完整的体系，正式成为我国流行的宗教之一，在我国文化发展上占有重要地位。佛教产生于印度，约在东汉初年开始传入我国，流入后开始适应中国特点，它对中国的思想、文化和艺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5.发展期：魏晋南北朝和唐宋时期

这一时期的文化在秦汉文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开始确立了中国文化的恢弘气势。

（1）儒学的动摇：东汉后期政治混乱，儒学失去了政治依靠，佛教的广泛传播和道教的迅速发展，以及儒学本身的日趋僵硬，缺乏群众基础，使儒学在文化上的主导地位开始动摇。这一时期，玄学开始成为独领风骚的一种意识形态。

（2）科举制度的建立和发展：隋朝开启的科举制替代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这对中国此后的统治秩序、教育方式、文化内涵都产生了深层次影响。隋炀帝时“始建进士科”，科举制度形成。唐代的科举分常举和制举，武周时开创武举，北宋实行试卷的“糊名制”，科举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科举制度“以地主阶级思想意识、伦理道德为准则”，⑧扩大了统治秩序，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有利于文化的传承和弘扬。

（3）制度文化的完善：隋朝改革官制，实行三省六部制，将相权一分为二，兵役上实行府兵制和兵农合一，赋役上实行大貌索阅和输籍定样，实行均田的土地制度，租庸调制的赋役制度。唐朝实行了府兵制度。北宋实行重文轻武的政策，在中央分隔宰相权利。隋朝的《开皇律》、唐朝《唐律》，集成了中国封建法制的基本精神，为社会秩序的稳定和文化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4）中外文化的交流：佛教为了能够更好的适应中国的特点和人民的信仰习惯，自传入之后就不断改变、调整，它与道教、儒家思想相结合，最终形成了宋朝理学。佛教的传入、普及与发展，不仅丰富和充实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而且佛教最终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中外文化相互涵摄的结果。唐代后期随着民族的进一步融合和对外交往的频繁，政治制度与思想文化的整合，使得唐王朝凝聚了极大的力量，文化昌盛，并以“博大的胸怀，大量接受外来文化，使之融会到中国文化的整体当中”。⑨中国文化的博纳和开放精神在这一时期正式得以形成。

（5）理学的形成：宋代由于阶级矛盾和民族斗争的推动，佛道两教对儒学的渗透，儒学开始哲学化，并越出了单纯研究儒家经典的范围，成为包括经学、文学、史学、哲学等在内的一门新学问，形成了宋学。南宋后宋学各家此消彼长，理学在与各家的竞争中胜出。理学使儒学重新确立了正统地位，成为此后影响中国文化甚久的一个重要因素。

文景之治（西汉），光武中兴（东汉），开皇之治（隋），贞观之治（唐），开元盛世（唐），康乾盛世（清）

文景之治

所属朝代: 汉代

文景之治是西汉文帝，景帝两代40年左右的时间政治稳定、经济生产得到显著发展的“盛世”。

汉文帝刘恒是刘邦的第四子，母为薄姬。高帝十一年（前196年）受封为代王。公元前180年吕后死，诸吕作乱，丞相陈平、太尉周勃与朱虚侯刘章等宗室大臣共诛诸吕，迎立刘恒为帝，在位23年。汉景帝刘启是文帝太子，母为窦皇后。公元前157年即位，在位16年。

西汉王朝建立后，汉高祖、惠帝、吕后都着力于农业生产，稳定封建统治秩序，收到了显著的成效。文景两帝相继即位后，又在这基础上进一步采取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措施，这便是历史上所称的“文景之治”。

光武中兴

所属朝代: 汉代

刘秀更始三年（25）夏，在鄗县南千秋亭五城陌（今河北柏乡内）即皇帝位。改元建武，改鄗为高邑，次年定都洛阳，建立东汉政权。之后4年，指挥军队镇压赤眉等农民起义军，削平各地割据势力。在位期间，以“柔道”治天下，采取一系列措施，恢复、发展社会生产，缓和西汉末年以来的社会危机。建武二年至十四年（公元26～38）颁布6道释放奴婢诏令，规定战争期间被卖为奴婢者免为庶人，未释放的官私奴婢必须有基本的人身保障。建武十一年，连下三次诏令，规定杀奴婢者不得减罪；炙灼奴婢者依法治罪；免被炙灼的奴婢为庶人；废除奴婢射伤人处极刑的法律。恢复西汉较轻的田税制，实行三十税一。遣散地方军队，废除更役制度，组织军队屯垦。简政减吏，裁并400多县。放免刑徒为庶民，用于边郡屯田。建武十五年，下令度田、检查户口，加强封建国家对土地和劳动力的控制。加强中央集权，对功臣赐优厚的爵禄，但禁止他们干政；排斥三公，加重原在皇帝左右掌管文书的尚书之权，全国政务经尚书台总揽于皇帝，在地方上废除掌握军队的都尉。种种措施，使东汉初年出现了社会安定、经济恢复、人口增长的局面，因此刘秀统治时期，史称“光武中兴”。

开皇之治

所属年代: 隋代

隋文帝统一中国后，一面躬行俭朴，一面采取了许多有利于巩固政权的措施。由于他明白到“古帝王没有好奢侈而能持久的”之道理，所以由他辅政时开始，就提倡生活节俭，宫中的妃妾不作美饰，一般士人多用布帛，饰带只用铜铁骨角，不用金玉。文帝曾想用胡粉和织成的衣领，居然搜遍宫殿，都找不到。这种躬行节俭，使人民的负担相应得到减轻，而且有利于各项措施的推行。 文帝所取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 政治方面，首先是改良政治，改革制度。中央政制行五省(尚书、门下、内史、秘书、内侍)六部(吏、礼、兵、刑、户、工)制；地方政制由州、郡、县三级改为州、县两级行政制。同时，又采用西魏、北周的府兵制，寓兵于农，府兵在农时耕种、闲时练兵，轮番宿卫，或临时调遣。其次是废除魏晋南北朝以来维护世族豪门权益的九品中正制和门阀制度。任用官员不限门第，唯才是举，通过考试以取士。文帝本人又躬身节俭，整饬吏治，曾派人巡视河北五十二州，罢免贪官污吏二百余人，又裁汰地方冗员约十分之三。他还宽简刑法，删减前代的酷刑，制定隋律，使刑律简要，“以轻代重，化死为生”。 经济方面，仿北魏的均田制，实行均田法，定丁男分田八十亩、永业田二十亩；妇女则分露四十亩。又减免赋役，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如改成丁年龄为二十一岁，受田仍是十八岁，服役少三年。又改每岁三十日役为二十日，减调绢一匹(四丈)为二丈等。此外文帝下令重新编订户籍，以五家为保，五保为闾，四闾为族。开皇初有户三百六十余万，平陈得五十万，后增至八百七十万。为积谷防饥，故广设仓库，分官仓、义仓。官仓作粮食转运、储积用，义仓则备救济之需。文帝又致力建设，在原长安城东南营建新都大兴城；开凿广通渠，自大兴引渭水至潼关，以利关东漕运。 学术文化方面，文帝大力提倡文教，广求图书。他有鉴于长期战乱，官书散佚，所以下诏求天下之书，凡献一书缣一匹。经一、二年，图书大备，整理后凡得三万余卷。为广置人才，文帝又开科取土，并设秀才科，开后世科举制之先河，也促进了教育、文学的发展。为明全国教化，恢复华夏文化之正统，文帝下诏制订礼乐，以提升国家的文化素质。 军事方面，鉴于南北朝晚期，突厥藉强大的军事力量，不时侵扰北周、北齐。故隋立国后，隋文帝便派将兵攻打突厥，后来更采用离间分化策略，使突厥分为东西两部，彼此交战不已，隋则得以消除北顾之忧。 正由于上述措施的推行，隋在文帝统治的最初二十多年间，政治清明，人口增加，府库充实，外患不生，社会呈现了一片繁荣，历史称为“开皇之治”。

贞观之治

所属年代: 唐代

唐太宗登位以后，从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以隋亡为鉴，密切地注视着民心、民情和民意，紧紧地团结周围的文武大臣，先后实行了一系列比较开明的政策：减少苛捐杂税，不过分奴役和压迫农民；严惩贪官污吏，奖励功臣良将；重视科举取士，选拔统治人才；革除弊政，励精图治；善于倾听不同意见，不断改进统治方法，等等。在短短的数年时间内，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经济和文化也随之得到较好的恢复和发展，出现了所谓“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良好社会风气。史学家们把这一段历史时期誉之为“贞观之治”。

开元盛世

所属年代: 唐代

武则天死后，过了几年，唐玄宗即位。唐玄宗前期年号“开元”（公元713—741年）。

开元时期统治者的各项政策，促进了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当时土地开辟，许多“高山绝壑，耒亦满”（《元次山集》卷七）。据杜佑《通典》所记：“至（开元）十三年封泰山，米斗至十三文，青齐谷斗至五文。自后天下无贵物，两京米斗不过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绢一匹二百一十文。东至宋（今河南商丘南）汴（今河南开封），西至岐州（今陕西凤翔），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指荆襄（今湖北江陵、襄樊），北至太原、范阳（今北京），西至蜀川（今四川成都）、凉府（今甘肃武威），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可见当时粮食布帛产量丰富，物价低廉，商业繁荣，道路畅通，行旅安全。开元二十年，全国有民户7861236，口***********，比唐初户口增加一倍半以上。

这时期政局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国力富强，史称“开元盛世”。这是唐朝的极盛时期。

康乾盛世

所属年代: 清代

从康熙中叶起，清朝出现了相对繁荣的局面，到雍正、乾隆年间，清朝国力达于鼎盛。这段时期，其时间跨度130多年，是清朝统治的高峰，故中国部分历史学者将康、雍、乾时期称为“康乾盛世”。

“康乾盛世”最主要地表现在人口的增长上，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全国人口突破一亿，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突破三亿。 有人将此归结为清朝统治者勤政的结果；但是更主要的原因是明末引进的番薯、玉米等高产作物在全国推广的结果。

在此期间，清朝统治者对外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中止了明末的西学东渐；对内大兴“文字狱”。所以有人认为，正是“康乾盛世” 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使中国落后于西方，是不值得称颂的。

一种观点认为，“康乾盛世”是骗人的，是中国部分历史学者无视历史、自欺欺人的说法。在康熙年间，对俄作战后签订的《尼布楚条约》就割让领土，如果是盛世却割让领土真是匪夷所思。无独有偶，同样处于“康乾盛世”的雍正年间，也签订了割让领土的《恰克图条约》。而且在康雍乾三个皇帝在位期间，他们做了什么？制造了一波又一波的文字狱惨案，康乾数次下江南奢靡游玩，自雍正起又耗尽民脂民膏修建圆明园。而同期的西方科技文化迅速发展，鸦片战争前夕，英国侵略者已是坚船利炮，而清朝军队却仍然沿用明朝的火炮，盛世到了这个地步，真是无耻之尤。康熙年间的平民思想家唐甄在他的著作《潜书》里提到：清兴五十年来，四海之内，日益困穷，农空、工空、市空、仕空。他亲眼看到山西妇女多无裤可穿，而“吴中之民多鬻子女于北方”。而乾隆时期的英国使者马嘎尼来华期间，记载北京街头乞丐很多。许多百姓都是蓬头拓面，衣杉褴褛，因此他形容满清不过是一个泥足巨人，“中国人”正在逐步退化到“半野蛮人”时代（见马嘎尼的中国行记）。